5月14日举行的土耳其大选，朝野政党都没有拿到绝对多数支持票，令暗暗唱衰埃尔多安政权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用各种形容词，来再次描绘土耳其充满变数的前景。

(相关资料图)

这让我想起，约七年前，我去土耳其采访的见闻。七年前的军人政变差点葬送了埃尔多安的政治生命，但恰恰是因为政变未遂，才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我们不一定真的了解土耳其。

以下是我在2016年的采访记录：

2016年8月15日，距离我结束在土耳其的采访，过去了一个月。我电邮给曾在当地采访的当地人，想知道土耳其的局势究竟怎么样了，对方没有给我回复。我又登陆社交网站，看看这次在土耳其认识的新朋友们在聊些什么。我看到的只是大家对当地天气情况寥寥几句的议论，或者就是晒一晒最近在土耳其各地的度假照片。

但我们都心领神会——土耳其乱局，远未结束。

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后的20个小时，我终于拿到官方许可，从伊斯坦布尔临时飞到安卡拉，来到土耳其国会。国会新闻处工人员人可客友好地送上了土耳其地道红茶，欢迎我这位代表华文媒体的记者；并同意让我看看这里早前遭袭击被严重损坏的建筑群。

按照国会工作人员的介绍，从当地时间7月15日清晨2点到5点，国会大楼内外遭遇F－16战机连续六次的攻击。攻击留下的是大片损毁的墙壁，国门门前沿路的树木尽数折断，看得出是冲击波的力量。事发后，国会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来到直径超过3米的弹坑前，投进束束鲜花，悼念遇难的同事。

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从凌晨2点清晨5点，在连续三个小时的强势袭击下，土耳其国会内部最重要的“荣耀大厅”会议中心，没有被完全炸毁。我在国会现场的观察发现，参与政变的战机只是袭击了“荣耀大厅”的两边的侧厅，但遭袭击的地点距离原本应该打击的目标位置，不到5米。

其实这算不上是什么疑点，因为只要人到现场，发现这些并不难；但在土耳其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我没有看到这些信息被提到。但在外媒的各种猜测分析中，有些观点可以和我在现场的观察初步吻合。外媒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于这次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起因无外乎三种判断：

其一，这是总统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秀，因为有报道说，埃尔多安在听说发生政变当晚之后的反应是“这是安拉的礼物”。在一些抵制埃尔多安政策分析人士看来，埃尔多安并不畏惧这样的军人政变，相反高兴心看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打击政治异己的好理由。

其二，这真的就是土耳其伊斯兰教士居伦在境外操控，令土耳其境内的信徒，尤其是在军队内部的追随者铤而走险发动的政变。

其三，土耳其军队内部崇尚世俗派凯末尔主义的年轻军官，决定借刀杀人，发动一场政变最终将矛盾转移到埃尔多安和他2013年在政治关系上反目成仇的居伦之间。这样做，无论哪一方获胜，凯末尔主义派都是受益者。

但在安卡拉，当地不愿透露身份的独立智库学者告诉我，第一种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这场政变导致的死亡人数，被捕人数都不在少数，一旦局面失控，谁也无法挽救。所以他不认为埃尔多安会冒这样的政治风险。相比较来说，第二种可能性要更大，因为“居伦运动”在土耳其的确深入植根民间，越是贫困地区，居伦的理念崇拜者人数就更多。但问题是，如果还没有充分准备好，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实施一场力求致埃尔多安于死地的军事政变？

对于第三种说法，12年前退役的前土耳其海军舰长亚努斯认为，军队内部绝不会有大量的所谓“凯末尔主义者”，发动一场这样的政变。这位从军超过30年的原海军高级军官在距离安卡拉车程一个半小时，自己新购置的喀山乡间别墅接受我的访问时反复强调，土耳其军人多数都不会愿意参与这样的流血军事政变，这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中就可以发现。他认为15日夜晚事发时，有一些士兵参与政变，完全有可能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误以为这只是一场演习。亚努斯认为，土耳其国会被袭击受损的情况看起来严重，但未伤筋骨，这说明当时参与政变的一些军人到了最后关头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演习，或是不想成为袭击执政党的人，所以故意在锁定目标上脱靶。他说，这也体现出土耳其军人的理智一面。军人们不知道政治上层究竟有怎样的争斗，但执行是必须的，所以对打击目标故意有所偏差，是非常可能的。

亚努斯对我说，他坚信这场政变完全就是居伦势力策划实施的，因为打击军队力量对于居伦派系来说最有利。如果政变成功，埃尔多安就会成为阶下囚。即便政变不成功，军队就会被埃尔多安肃清，军界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会变得更深。但亚努斯认为，在70多岁的居伦背后应该还有更强的势力在运作这一切，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或是几个不希望看到埃尔多安再继续掌权的外国政府。

我请亚努斯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更清楚的解释。他希望我注意土耳其近期重新开始军事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消息。亚努斯说，如果谁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者，谁近些年来开始不满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强势执政，谁就可能是这场未遂军事政变的真正主使。因为只要土耳其军队遭到清洗，很多拥有反恐经验的土耳其各级军官都会丢掉职务，甚至是生命难保，所以谁最希望看到这一点，谁就可能是幕后主使。他认为，土耳其作为北约重要的成员国，一向善于打击地区的极端主义武装势力，而军队一乱，这些对手们就有了可乘之机。

土耳其7月份的一场未遂军事政变来得突然，表面收场也很快，在埃尔多安重回安卡拉之后，这个国家宣布进入三个月的紧张状态，扩大肃清范围，超过40%的高级军官被解除职务，6.6万名公职人员被解职，当局还注销了5万本护照，国家劳动部同时正在对自己的1300名雇员展开调查。埃尔多安早前已经表明，有意关闭军事学院，建立国家国防大学，要求国家情报组织和军队的负责人直接对总统负责。

在土耳其，对于上述一切，我们是听不到任何异见声音的。在酒店可以收看到的电视频道里，或是播放埃尔多安等土耳其高官对于加大肃清行动必要性的解释，此外土耳其各地举行集会活动，民众表达对未遂政变的抗议，以及对埃尔多安的支持。与此同时，在过去的近一月内，土耳其官方关闭了超过140家当地传媒机构，理由是它们支持居伦运动。

当我在上月赶到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跨海大桥事发地附近时，从表面上已经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桥下居民区的多数人显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只一味味当地高中学生愿意对我直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在伊斯坦布尔的地标景点，塔克西姆广场，我和一位英文说得不错的土耳其女中学生聊起对事件的看法，她没有说出任何对总统埃尔多安不满的话，但说自己并不喜欢眼前的紧张气氛。她很开心自己在这个夏天就要出国了，可以一走了之。我们的交谈还未结束，旁边就凑上来一个当地人面孔的陌生男子。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而他的身后的确停放着一辆出租车。但女孩和我都谨慎地提前结束了对话，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土耳其安全部门的便衣。伊斯坦布尔当地人曾经提醒我，留意看在塔克西姆广场上卖烤玉米，烤栗子的小商贩，并说这些人根本不是普通商贩，而是便衣警察，因为当地人每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相互都比较熟悉，对陌生面孔是很敏感的。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现阶段是陷入低谷，而且未必已经走到谷底，土耳其执政党在国内采取的肃清行动究竟会持续多久，打击面尤其是对西方利益集团的打击面造成多大，还需要近半年的时间，才能看出来。但在一些土耳其独立智库（不是官方财政支持的智库）看来，美土关系未必就会走入冰封期，因为双方各有需求。在伊斯坦布尔，我见到当地独立智库，战略关系及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伊扎尔特，这位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研究学者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很多执政党议员们都不敢轻易宣布重新推出死刑制度，因为这会极大程度惹恼美国，并给美国以最好的借口，制裁土耳其，将它踢出北约。失去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对于美国以及北约盟友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北约仍然可以勉强利用地中海地区的欧洲空军基地，来继续打击伊斯兰国。因此，土耳其知道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在北约的作用对于盟国来说很重要，但也绝不是不可抛弃的筹码。

相比较美国而言，一些当地学者认为，俄罗斯对于土耳其的影响仍然是弊大于利。首先俄罗斯在中东的盟友，对于土耳其来说，并不能算是共同的盟友。其次，俄罗斯与土耳其长久以来在军事关系上，摩擦多合作少，双方缺乏互信。另外，俄罗斯始终站在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立场上，如果土耳其靠向俄罗斯，将惹怒整个西方世界，这不符合埃尔多安的执政思路。

土耳其退役海军高级军官亚伍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认为，中土关系因为早前的维族争议问题，土耳其采购中国红旗-9导弹话题受到不小的影响。他作为军人，一直认为土耳其应当采购中制导弹，因为这不仅可以摆脱对西方军火市场的束缚，还能增进与中国的邦交关系。对于中土关系未来的发展，他说自己观察到中方对这次的事件态度低调，相信这是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传统立场。但他认为，中土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营造更好的邦交环境，直接原因就是这次事件之后，美土关系大打折扣。土耳其在周边邻国又缺少盟友，因此寻求与世界大国，尤其是在欧盟，北约范畴之外的国际大国的友好关系，对于安卡拉当局来说非常重要。他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同时中国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东盟关系问题上分歧也很大，因此作为利益上冲突较少的两个国家，土耳其和中国可以利用这次的事件机会，增进关系。

在土耳其有传言说，最早是由俄罗斯方面透露情报给埃尔多安集团，提醒该国出现政变迹象。但这种说法在土耳其政治上层，并没有人愿意证实。但从各种迹象来看，比如说俄罗斯新闻台RT一直被官方准许在土耳其境内播放，尤其是近期不断播放有关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土耳其局势报道；这体现出，俄罗斯的游说集团对于土耳其政治上层一直在活动，劝说其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不过，在俄军战机被击落，土方表示致歉之后，土耳其最高决策层表现出的态度，还是希望恢复两国的正常交往，但绝不是增进交往，土耳其现阶段没有任何意愿成为美俄两国干预中东事务的马前卒。

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国会议员，同时也是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卡瓦科奇•坎恩早年留学美国。在国会办公室和她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到她受西方教育的影响比较深。她的家庭背景与土耳其执政党渊源深厚。因为在国会负责对华政策，坎恩愿意接受我的访问，解释一下土耳其当局的肃清行动，不是执政党在打击整治异己，在国内营造政治恐怖气氛；所以她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华语媒体向中国政治高层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明白总统埃尔多安代表的土耳其执政党仍然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

在土耳其的约200所大学中，目前有1000名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坎恩不否认这次的事件对于中国学生在土耳其的生活所造成了一些影响，但她不希望看到一些政治传言会被这些留学生传到中国，引发歧义思考。她说， 土耳其非常希望今后能在教育，文化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而这也是她在接受我访问之后，将要前往中国访问的主要目的。

但我对这位国会议员的解释仍然存疑。我向她了解如果大学里的大批教职员工在这个暑假之后，还处在被停职的状态，或是遭受更加严格的处分该怎么办。一直面带笑容和我交谈的坎恩立刻表情变得严肃，语气也变得坚决：“如果他们是警察，如果他们是军人，如果他们是教授，如果他们是教师。无论是谁参与了对土耳其民众的攻击行为，都将被诉诸法律。这并不是没有证据就随意给人定性指责，无论我们使用怎样的证据，他们都将面临审判。”

作为记者，我不应对这位国会议员的说法，还有我在土耳其听到各种说法，表达个人立场。但我同意这些土耳其人所说一样点，土耳其人会用土耳其式的解决方式，来彻底结束这场乱局；一切都是未完待续。